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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事记] 地缘看中国之第七回 河山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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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庸关系2
本帖最后由 weiliqiang 于 2017-10-11 14:28 编辑

第七回    河山拱戴


让我们又开始将时光倒流至春秋时代,看看这个中国历史上最为绚烂的时代,对中国的地缘结构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即使只通过中学历史的学习,我想我们也都知道在春秋时期是一个英雄的时代。在王室因为搬迁降低了自身的实力时,那些诸候国中的强者却通过与异族的战争,而扩大了自己的领地。在王室失去了控制局面的能力之后,战争的对象已经不仅仅限于那些不承认中央这国统治地位的边缘民族了,实力才是决定你命运的终极因素。
  当然,能够对这一“盛世”作出突出贡献的,并不总是那些出身正统“高贵”的封国。那些愿意按照中央王国的管理方式改造自己的边缘地区,也同样显示出非凡的实力。

我们先根据中国史家“以人为本”的传统观念,看看春秋时代都有哪些“英雄人物”,并通过观察他们所属封国的地缘位置,来透视一下其中的地缘规律。
  在那个等级森严的年代,能够成为春秋时期的顶级英雄,无疑是要具备国君的身份。于是“春秋五霸”便成为了这个英雄群体的历史标签。之所以用“五”这个数字,很大程度是因为中国人用“五行”来描述这个世界的物质观。
  在中国人看来,金、木、水、火、土这五种元素,足以组成这个世界所需的一切物质。而东、南、西、北、中这五个方向,更是构成“华夷五方”的基本架构。这种观念的影响力一起延续至今,以至于华山论剑也要按照五个方位评出五个最厉害的武林高手。
  不过也正如华山论剑所评出的高手并不能涵盖所有顶尖高手一样,“春秋五霸”的评定也有不能达成一个统一的标准。比较没有争议的有三个,即齐桓公、晋文公和楚庄王。而宋襄公、秦穆公、郑庄公、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则需要竞争另两个名额。

关于春秋五霸究竟是个人荣誉,还是国家荣誉的问题,本文的观点是认为这是一种国家荣誉。评定的标准也应该以其所处的封国或者地区,具不具备成为霸主的条件为主要依据。这就好象江湖中更多的是以门派实力来排定座次,而个人的成就也往往是代表的自己所属的门派一样。
  现在就让我们看看,这些候选国与其他一些有代表性的封国,在春秋初期,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缘位置。
  附:春秋初年主要封国分布图
1.jpg

我们知道,周王室以前的政治中心在渭河平原,都成为镐京,也就是后世的长安——西安所在地。而在他们成为中央之国的主人后,又在河洛地区建立了另一个都城——洛邑,也就是后世洛阳的所在。
  说到这里,要解释一下这个“阳”字,中国古代认定山南、水北为阳。而城市一般都是建立在水边,因此但凡遇见带“阳”字的城市,基本就是在河流的北边临水而建。反之则可以在城市名中用“阴”字了。这样的例子很多,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查找一下。
  顺便说一下,咸阳的得名就是因为它既是在水北、又是在山南(渭水以北,九骢山之南),所以就“都”阳了(咸有全、都的意思)。

周王室在渭河平原所建的都城丰镐,又被称之为“宗周”,有宗主之意。而洛邑则因为是成王所建(武王的儿子),因此又被称之为“成周”。
  在宗周被放弃之后,也就意味着周王室放弃了宗主的地位,虽然他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从地理位置来看,河洛地区也的确具有王者之气。东周王室甚至将他们在宗周用来拱卫京都安全的亲信封国一并搬迁了过来。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虢”国和“郑”国。这两个国家在春秋的历史中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他们的命运也和东周王室的衰败密切相关。

现在让我们还是把视线抬高些,从全局的角度观察一下各主要诸候国的地理位置。

应该说经过西周时代的磨合,除却一直处于地缘博弈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以外,长江流域也已经正式的登上了这个地缘政治舞台。其中典型的代表就是位于长河中游的“楚”以及位于长江下游的“吴”。尽管这两个国家都自认为与衰弱的东周王室具有同等的政治地位,并自封为“王”,但他们也无疑是和那些出身正统的,黄河流域的封国一样,处在同一地缘体系内了。也就是说,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流域,在春秋时期开始融为一体了。无论你来自何方,能够称霸中原地区,并号令其他的诸侯,成为大家共同的目标。
  从这个角度看,秦、晋、燕、齐、吴、楚所占据的地区都属于同一个地缘圈的边缘地区了。
  对于吴、楚这种地缘上的选择,很大程度上也成为后世区别一个边缘民族,是否具有正史地位的重要标志。如果你仅仅满足于抢一把就走的生活,那么无疑只会被当作不归化的化外之人看待,并很有可能在你的族名前面冠以一个带有兽性、侮辱性的前缀。
  但如果你希望并能够在中国已经融化了的核心地区(也就是汉人居多的地区),建立自己的政权,那你就很有可能取得一个被认可的历史地位,也就是说后世的史家们会为你的国家立传。

附: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主要平原示意图

2.jpg

而从这些边缘国家最终的结果来看,无疑都在春秋战国时期具有重要的地位。其中只有燕国的情况比较特殊,在战国中后期才开始发力,(这其中的地缘原因会有专门的解读)。而其他的秦、晋、齐、吴、楚连接起来则可以圈出一个“春秋霸主”圈,从地理结构的角度看,就是渭河平原——汾河谷地(包括山西高原中的其他盆地)——山东丘陵——环太湖平原——江汉平原所构成的边缘地区。而这五大边缘地区中间的黄淮——江淮平原则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重点。

边缘地区之所以能够具有地缘优势,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能够进入更边缘的地区拓展战略空间,并最终借助这种力量进入中原争霸。至于他们是如何拓展自己的地缘空间,包括又有哪些地理单元从此融入中国核心区,将会是我们下一步解读的重点。
  对于地处中原的那些封国来说,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地缘劣势,相反这些处于核心地区的封国很可能还在为自己能够成为中原的主人而沾沾自喜。在那些边缘地区还没有整合好各自所属的地理单元,并全面对中原地区构成地缘压力的时候。那些地处中原的诸候国无疑还是有些机会的,最起码他们自己是这样认为的。
  这些地处中原、实力较强的国家中,以黄河北岸的卫国、河洛地区的郑国、泰山西侧的鲁国、以及黄淮流域的宋国为代表,将之连接起来,可以构成一个“中原强国圈”。而这其中明确有称霸想法的就是郑国和宋国。
  随后,我们的重点就是在解读“中原强国圈”之间的地缘博弈,我们也会在其中看到王室所在的“东周核心圈”将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尴尬境地。

春秋的故事那么多,不可能一一点到,只是以历史为主线解读地缘结构。如果能够看透这些图,相信再看一些历史时,很多问题就可以自己得到答案了。如果要说达到什么境界,那就是你看到一张平面的地图甚至一个著名的地名后,脑海中就会浮现出它周边地区立体的地缘结构图来。

前面为春秋初年的地缘结构画了一张图,并为之规划了三个地缘政治圈。即:边缘地区的——春秋霸主圈;中原地区的——中原强国圈;以及河洛地区的——东周核心圈。
  现在就从“东周核心圏”开始解读。

附:春秋初年地缘结构图 3.jpg

洛阳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古都之一,特别是当统治中国的政权来源于渭河平原时,他们一定会在东出“崤函通道”之后,选择洛阳作为新的政治中心,以便控制中原地区。当然,更多的时候,后世的帝王们也不会放弃渭河平原的长安,东、西两都的结构更加有利于帝国的稳定。
  不过对于周王室来说,他们已经别无选择了。洛邑(洛阳)是他们唯一的选择,渭河平原对于王室来说已经成为了过去。至于能否重新回到周人的控制之下,一要看秦人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扫平渭水两岸的犬戎;二则要看秦人会不会尽臣子之道,将王室迎回镐京。
  最终的结果当然是王室只能在洛邑保留他们仅有的尊严,而渭河平原则成为了秦人的兴盛之地。我们并不能责备秦人未尽臣子之道,在那个王室已经没有能力控制局面的年代,任何人站在秦人的角度也会作出同样的选择。更何况秦人并不是王室衰败的直接促成者,如果一定要为这个结果找一个罪魁祸首的话,那么那个曾经备受王室信赖的“郑”国就是始作俑者。这个时候的郑国已经不是渭河平原东部那个郑国了,在随王室正式东迁后,他们被安排在了河洛之地的东部,也就是黄帝兴盛之地的“轩辕之后”东侧建立新的国家。这和他们渭河平原的方位一样,都是为王室把守东大门的国家。为了和以前的郑国相区别,后世也称之为“新郑”,这个名称一直留存至今,目前为河南的省会郑州所辖。

历史无数次告诉我们,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周王室的悲剧也正是从他的核心圈——“河洛地区”开始的。让我们先将这一地区放大,仔细观察一下东周核心圈的地缘结构。
  附:河洛及其周边地区地缘结构图(春秋) 4.jpg

让我们先来解释一下河洛地区的范围。这一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文化发源地之一,西界就在“崤函通道”的东侧,这里有一个在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县,叫作“陕县”,在很长一段时间,它都是一个具有分水岭标志的地区。在它两侧开始筑关(函谷关)之后,陕县的两侧被分割为“关内”“关外”地区(主要是汉朝)。换句话说,由于以长安为政治中心的王朝将渭河平原以及崤函通道一并视为中央之属之地。
  在春秋以前,函谷关还未筑,但以“陕”地作为地缘分割点的做法在周朝初年已经定型了。当年武王在灭商之后第三年就驾崩,成王在周公、召公的辅佐之下开始成为中央之国新的共主。
  为了整合新归属过来的土地,周、召二公以陕县为界,分而治之。召公负责陕县以西的周人故地,而周公则负责陕县以东那些新征服的土地。从困难的角度而言,周公所担负的责任无疑更加艰巨,事实上他是在又经历了一系列的战争之后,方才将周王国的基础打牢。如果他就此取代成王自立为王,那么《封神榜》可能要以他为主角写了(事实上武王代纣也是在周公的全力支持下方得以成功的)。但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周公并没有这样作。因此后人多颂“周公辅政”,而多不识召公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曹操之所以在《短歌行》最后两句叹道“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也正是想以此表明心迹。也许他当时的确是这样想的,只是天时不可逆,曹丕终还是没有让他做成周公。
  洛邑也正是在周公的建议主导之下建成的。只是依他当时的想法是要将洛邑作为统治东方的政治中心,而绝没有想到会成为王室最后的避难所。
  周、召二公以“陕”地为界作地理分割的做法,其影响延续至今。虽然后世的政治中心转移至中原,而崤函通道也随之成为中原的属地。但“陕西”还是成为了以渭河平原为中心地区的省名。而“陕”现在则成为了县一级的行政单位,归属了“三门峡市”管辖,成为了河南省的一部分。

对于东迁的王室来说,将在渭河平原为之把守西大门的“虢”国安排在“陕”地,为河洛地区把守西大门是在正常不过的了。这个新的“虢”国并非仅仅限于黄河以南,事实上他的国土横跨了黄河两岸。因此也被后世称之为“南虢”“北虢”,事实上是同一个国家。为什么要将搬迁而来的“西虢”做这样一个怪异的分割,将在后面分析。
  “虢”这个封国来说,对于周王室来说非常重要,属于最亲近的封臣,经常带领王室的军队出征以平定叛乱。因此在东迁之前,在洛邑初建之时就已经建立了一个新的虢国,被称之为“东虢”。由此就有了所谓“东、南、西、北”四个虢国。
  事实上王室东迁之后,仍然在西虢故地留下了一小部分“虢”人,以为王室保留最后的希望(应该也有监视秦人的意思)。但最终还是被日益强大的秦国所吞并。
  河洛地区的西界就是在现在的郑州以东到开封一线。东虢和郑国是王室在东线的屏障。北有黄河天险,南有伏牛山作为依靠(秦岭余脉)加上河洛地区的一些小的封国(如滑国),位于中心位置的王室应该感觉到安全了。前提是这些与王室关系最为密切的姬姓封国要保持足够的忠诚。

记得黄宏和严顺开的《超生游击队2》中有个情节,严顺开拿了张“全国计划生育严打区域分布图”给黄宏看,黄看后钦佩不已,并说道“东边那块看着挺空的,是不是可以向那转移”。严一看说道“那是日本,挺远的,还都是山路,不好走”。
  每次看到这一节都会笑,不过回头想想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无论是研究历史还是现时的国际关系,这一类的笑话比比皆是。就象看到地图上西伯利亚或澳大利亚那大片土地,就想当然的认为中国人可以大批移民过去一样。
  这种想法我年少时也曾经有过,不过就象那个看到路边的李子树上结满果子,而不和其他人一样去采摘的王戎(竹林七贤之一,时年7岁)一样,我希望能够思考出后面隐藏的原因。地缘看世界只是一种探索,或是一种角度,并不是全部。接不接受这种角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希望分享一种务实、理性、客观的思考问题的方法。
  可能很多喜欢看到大国纵横,或是憧憬中国未来的朋友,对中国的历史不甚感兴趣。不过个人的建议是,以史为鉴是提升自己判断能力的好方法。与其在各个时评贴中去接受各种能够满足自己想法的信息,不如学会一种独立思考的能力,自己作出判断。这对于现实的工作和生活也是有莫大的帮助的。

说到郑国,可以说是春秋中最早称霸的,不过受限于他的地理位置,郑国更多的是被评为一“小霸”。在昙花一现的成为中原霸主之后,不可避免的苦苦挣扎在边缘强国的夹缝之中。即使是在战国时取代了他位置的“韩国”也属于战国七雄中最为弱小的一国。
  如果不是依仗在山西高原尚有一定战略纵深,以及同属三韩的燕赵两国牢记“唇亡齿寒”的教训,韩国很可能坚持不到最后。
  关于韩国的问题,我们在战国时会分析,现在还是让我们看看郑国的地理位置。请注意,这次我们说的是东迁后的“新郑”。

附:新郑控制区域示意图 5.jpg

我们知道,关于建造城市的地方,如果条件允许,古人和今天都会选择地势平坦的区域。这一方面有利于扩大城市规模,减少工程量;另一方面平原地区往往都有大的河流通过,土地肥沃,水量充足,无论是用之来耕作,还是运输,都可得地利之功。
  而河洛地区的核心,也就是黄河以南,洛水附近的区域。这一片被群山包围的区域又被称之为洛阳盆地,东西约100多公里,南北约十余公里,总面积在1000——1200平方公里。而洛邑及后世的洛阳就建立在洛阳盆地的西侧。
  之所以没有选择在盆地的中心建都,主要是出于战略防御方面的考虑。背面靠山的地理位置,可以让自己的防御面大大减少,特别是在另一个方向还有河流的时候。从这个角度看,后世的开封可以说是最不适合建都的地方,不过如果有得选择,宋人是更愿意将防线推至燕山一线的。

中国人无疑是世界上最会筑城的人,非常会利用现有的地理环境以收事半功倍之效。这也是中国人可以筑出诸如长城那样的世界奇迹来的原因。而欧洲的那些城堡,更多的是依靠自身的建筑结构来进行防御,这也让他们的城堡变得非常精致。
  之所以会会有这种差别,这很大程度也取决于欧洲的人口基数和战争规模。那种贵族之间的决斗式的战争,不需要很大的城来储备力量。如果放在中国,那些农民出身的军队很有耐心将这种欧式精巧的城堡包围,然后在周边种地,慢慢得和你玩持久战。
  当然,在春秋之前,中国的战争很大程度也是贵族之间的游戏,需要遵守一定的规则。不久之后,大家就能看到最后的贵族——宋国的表现了。
  周人在选择洛邑位置的时候,无疑还有更深的战略考虑。对于他们来说,危险更多的来自新征服的东方,因此选择在洛阳盆地的西侧,将东面的开阔地留给可能入侵的敌人,相当于为自己又增加了一道防线。
  而同样曾经选择在洛阳盆地建都的“商人”,则选择了将自己的都城建在了盆地的东北部,背靠邙山和黄河。这也是出于同样的战略思想,因为商人的根据地在黄河以北。

洛阳盆地既然被称之为盆地,那么它也就必然被一系列的山脉所包围着了。这些山脉从西至东分别被命名为崤山、熊耳山、伏牛山、箕山、嵩山。实际上它们都是秦岭东端的支脉和余脉,箕山和嵩山甚至还可以被视为伏牛山的余脉。
  对于古人来说,很难认清这些山脉之间的关系。他们更多的是根据自己眼前的山势来为之命名。这些呈半圆形将洛阳盆地包括起来的山脉,的确呈现出一种八方来朝的王者之气。当然,他们也是非常有利于防御的。(注:商人迁都的次数非常多。在洛阳盆地内的都城,现在没有异议的是偃师商城。在图上没有标出来,大至位置就是在“孟津”以东,那个“邙山”的“山”字的位置。)

既然洛阳盆地的西、南、东三侧都有高山环绕,那么他北面的黄河就可以成为天然防线了。不过既然称之为盆地,三面环山,一面环水,似乎有些不够。好在沿黄河南岸还有一条纵贯东西的丘陵,被称之为邙山。这条丘陵的海拔只有300多米,虽然与其他几条山脉相比要低了许多,不过还是能够为洛阳盆地提供保护的。
  说完了山,我们要说说河了,我们常说山水总相连。那些从山脉分水岭上流下来的雨水总是要找个去处的。对于洛阳盆地来说,与渭河平原一样,有两条最为重要的河流从中流过。它们都发源于盆地的西南部,东北方向在洛阳盆地汇集后流入黄河。这两条河流一条叫洛水,一条叫伊水。现在这个“水”字也都依惯例改成“河”字了。
  这两条河流与黄河共同造就了河洛文明,由于伊水在其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也被称作“伊洛文明”。关于伊水的历史地位,随后会有专门的解读,顺带可以解开“大禹治水”的千古之迷。之前在“夏”的部分,我们只是大致规划出大禹治水的方向,伊水则可以为我们找到治水的具体路线了。

现在我们知道洛阳盆地为什么这么受帝王们的欢迎了吧。能够一出崤函通道,就找到这样一个风水宝地,对于出自渭河平原的地缘力量来说,无疑是入主中原绝佳的的跳板。
  我们现在可以看看,洛阳盆地都有哪些通道可以用来沟通四方,对于一个新的政治中心来说,能够拥有与四方沟通,并且容易控制的通道是必须的。
  在盆地的西侧,崤函通道无疑是最具有战略价值的。对于这条渭河平原东出中原的通道,周王室将从渭河平原一同迁过来的“西虢”国安置在通道的西侧,也就是那个具有地标性质的“陕”地。尽管在春秋初年,这一带还没有筑关(函谷关),但通道还是现实存在的。因此布置一个最为亲信的诸侯镇守于此是必须的。
  “陕”地的战略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通过它可以进入崤函通道,最终进入渭河平原。能够平稳的渡过黄河,进入山西高原是它的另一个战略价值。为此,虢国甚至在黄河以北控制了一块地方,为的就是将黄河两岸的渡口控制在自己手中。当然,这也是为了保证王室的安全。
  因此东迁过来的“西虢”也被称之为“南虢”和“北虢”,实际上是一国。

尽管由于“唇亡齿寒”这个成语,让我们觉得“虢”这个国家只是人龙套角色。但在王室眼中,他们确是最值得信赖的一族人。如果你仔细看图,就会发现,早在洛邑建造之时就已经立国的“东虢”国,位置同样至关重要。这个目前行政划归荥阳境内的(荥阳目前为郑州所辖)小国,据守的是黄河南岸的另一条战略通道。与西面的崤函通道相对应的是,它是洛阳盆地通往中原地区的主要通道。
  如果我们对“东虢”的位置还有些模糊的话,那么看过三国或经常听评书的朋友应该对“虎牢关”这个名字有印象,三英战吕布的地方就是在那。
  至于刘关张是否真的在那跟吕布打过一架,正史中没有记载。不过如果关东诸侯想进入洛阳乃至长安与董卓PK,虎牢关是必经之路。如果虎牢关具体位置在汜水镇,因此又被叫作“汜水关”。不过评书表演艺术家们显然没有很深的研究过地缘,经常把这他们当成两个关。

附:新郑控制区域示意图(春秋) 6.jpg

对于选择洛阳盆地作为东都的周公来说,他很可能早就作好了这个打算了。因为在武王正式伐纣之前,曾经与“八百诸侯”在洛阳盆地的北部,黄河的南岸会过一次盟,史称“孟津观兵”。
  对于这个“津”字,古意就是渡口的意思,以后大家看到有地名里有“津”字的,基本就可以认定它在古时候是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渡口了。
  对于周武王的那次阅兵来说,更多的是试探商人的反应和自己的支持度,结果当然是让他满意的,两年以后,正式的进攻开始了。商人甚至没有想过在黄河南岸建立防线,而只是在周人所带领的联军逼近至朝歌时方才组织力量抵抗。也许对于他们来说,废弃洛阳盆地的王城并退回黄河北岸,就意味着王室和贵族们已经希望能够划河而治了。问题是历史不会给他们偏安的机会。
  应该说,周灭商的战役充分体现了孟津的战略地位,作为洛阳盆地北出河北地区(黄河以北)的必经之路,控制了它就可以进逼洛阳(洛邑),进而透过崤函通道进入渭河平原。而反过来说,如果要想控制孟津,就需要控制洛阳盆地。
  对于周王室来说,最初的孟津应该是在他们自己的掌控之中的,不过在王室衰弱之后,他们已经不能控制任何战略要点了。

在《新〈郑〉控制区示意图》上,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洛邑的下方有两条分别来自于“熊耳山”“嵩山”(又称外方山)的龙脉在此交汇。它们的距离如此之近,以至于相汇之处被称之为“龙门”,伊河水也正是通过龙门进入洛阳盆地与洛水相汇的。让龙门得以名扬天下的是“龙门石窟”,但实际上早在4000多年前,龙门就已经有了人工开凿的痕迹了。只是那一次,不是为了佛,而是为了人。

孟津、函谷、虎牢、龙门,是洛阳盆地的四个战略通道。如果东迁尚不足以让王室认识到衰弱已是必然,那么丧失对这四个通道的控制权,则毫无疑问的告诉王室,这个时代已经不属于你了。
  率先发难的是那个王室信任有加的“郑”国,王室对于“郑”的信任并不低于“虢”。在东迁当中,郑、晋、秦、卫四国也是出力最多的国家。在东迁之后,上述四国也是拱卫王室外围的主要力量。
  阴谋论者可以为郑晋秦卫四国护卫王室的行为找到很多利己的理由,比如秦人就成为了王室东迁的最大获益者。不过如果要从现有的证据来看,郑国在这次东迁当中,无疑是早有布局的,这也让他们在春秋争霸中抢得了先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已经了解了洛邑所处的洛阳盆地的地理结构,以及为其扼守东西两大门户的“虢”国的地理位置。
  对于王室来说,洛阳盆地的体量使得它本身并不能象渭河平原那样容纳更多的封国。也就是说仅仅依靠洛阳平原的力量难以保证王室的安全。作为东迁的王室来说,他需要在洛阳盆地四周的地理单元中,选择出能够信任的封国,加以扶植,以帮助王室抵御那些边缘民族的威协。
  由于洛阳盆地的南部有秦岭的那些余脉作为屏障,龙门天险足以自保。因此东、西、北三个方向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具体的说就是虎牢(东虢)所对应的中原地区;崤函(南虢)所对应的渭河平原;孟津所对应的河北平原。
  还有一个地区就是山西上的临汾——运城盆地。他所对应的就是北虢所据守的黄河北岸的渡口,具体的名称是叫“太阳渡”。
  换句话说就是渭河平原——山西高原——河北平原——中原地区,是与洛阳平原相邻的四个地理单元。除却在四个关口上布置自己的亲信力量以外,这四个单元也要有诸侯能够独挡一面,彻底清除那些野蛮民族的威协。

在王室东迁的过程中,有四个国家成为了主要力量,分别是秦、晋、卫、郑。如果仔细研究他们的地理位置,会发现他们正好对应着洛阳盆地所邻近的四个地理单元。即秦对应渭河平原,晋对应山西高原,卫对就河北平原,新郑对应中原地区。
  你可以将之理解为一种巧合,因为没有历史学家们提示出其中的地缘关系。不过事实是勤王的诸侯并不会只限于这四个国家。之所以这四个国家受到特别的重视,地缘背景是东迁之后的王室,希望他们能够为之消除各自地理单元的边缘民族。
  而这四个国家也很有可能已经意识到,可以依靠这次勤王行动捞取足够的政治资本,已成为所在地理单元的霸主。
  而从结果来看,秦人得到了在渭河平原自由行动的权力,并由此而正式进入诸候的行列。之所以选择出身并不那么高贵的秦人,很大程度是因为贵族们已经对保有渭河平原失去了信心。让一个同样来自西方,并且对王室表现出足够忠诚的部族去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具有最高的性价比。

而晋人在消除山西高原上那些戎人的威协之前,首先将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的诸侯国尽收囊中。而这些都是在王室的默许之下。
  对于本来就倍受王室信赖,尽收河北商人旧都之地的卫国来说,他们得以巩固河北平原第一大国的地位。尽管卫国在后世的争霸过程中并不十分出采,但他们得以保持一个记录,即唯一没有被秦始皇灭掉的诸侯国。卫国实际上是被秦二世彻底消灭的,也就是说,它成了“笑”到最后的人。当然,那时的卫国已经仅仅是象征性的了,封地也已经不在河北了。(秦为何要留卫国这根独苗做摆设,至今还是个谜。)

附:勤王四国与东周王室地缘关系图
7.jpg

如果说晋、卫两国本来就是在自己的地理单元进行扩张,而秦人也已经先期进入渭河平原的边缘活动,最终被授权在渭河平原上征战戎人也就其必然性的话,那么“郑”人最终得以在中原地区发展,并过上一把小“霸”瘾,就可以称得上是处心积虑了。

对于原来身处渭河平原东侧,为王室把守“崤函通道”西大门的郑人来说,他们最终选择在洛阳盆地的东侧重新立国,并非缘于犬戎的那次入侵。事实上他们在公元前774年,郑人就已经开始将人口及财物向中原地区转移,而犬戎入侵镐京则是在公元前771年,平王开始东迁则是在公元前770年。
  我们不得不为郑人的未卜先知感到惊讶,尽管当时作出东迁决定的郑恒公在犬戎的那次入侵当中,和周幽王一起被杀。但他的这项决定无疑最大程度的为郑国保留了实力,也为他的儿子“郑武公”称霸中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应该说,郑恒公是很有战略眼光的,但这并不代表他真的能够未卜先知。事实上让他作出东迁决定的原因,和后来王室东迁的根本原因是一致的。那就是渭、泾、洛三河的水断流了。
  这件事情发生在公元前780年,也就是那个败家亡国的周幽王继承王位第二年。发生的原因据信是一场强烈的地震。对于严重依靠水资源的农耕民族来说,三条大河同时断流不得不说是致命的打击。

对于中国的史家,或者说知识分子来说,惯于从人的角度来解读问题的本质。就象一个王朝的灭亡来说,末代之君往往被冠以昏君的名义,而荒淫无道则是最为常用的罪名。
  如果要想将这个罪名坐实,一个美若天仙,又会狐猸惑主的女人是必不可少的。这样的逻辑所推导出来的结论往往是大好河山败于一个女人手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们在其他的历史时期,基本上只能处在从属地位。
  这种情况并非没有意外,大清帝国实际上的末代皇帝——光绪就没有担上这样的恶名。这一方面有赖于他进行了一场MS进步而又短命的维新运动;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仅仅有两个妃子。其中那个长得漂亮些的珍妃又是个悲剧性人物,未能坚持到王朝覆灭的那一天;而“祸国红颜”的另一个候选人——谨妃,实在难以当的起“红颜”这个称号,即使是让最苛刻的人来评论,也决无可能认为她有惑主已覆国的力量(有兴趣的可以在网上找一下谨妃的照片)
  好在光绪的妃子并不会是唯一的人选,那个被光绪称为“皇爸爸”的老太后,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担得起这个恶名。牝鸡司晨比狐猸惑主更让中国的知识分子义愤填膺。尽管他们很多人并不相信,光绪如果真的执政就会比慈禧做的更好。
  之所以作上述这些评论,是想告诉大家,将一个王朝的兴衰寄于一人身上,特别是一个女人身上是非常可笑的。就中国的历史来说,王朝周期性的更迭是有内在规律的。关于这一点,已经很多专著了,黄仁宇先生更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解读了这个问题。
  就我们所要观察的角度来看,水源的断绝是造成周人放弃渭河平原的根本原因。也许他们还寄希望于河流可以复流(后来也确实又复流了),但犬戎的到来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要稻草。

关于客观环境变化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古人并非没有意识到,不过他们习惯于把天灾的发生归结于帝王个人操守出了问题。而真实的情况往往是,因为天灾的发生,突出了帝王在个人操守上的不足。换句话说,如果你仔细研究历史,会发现那些开国之君在对待后宫的态度上,并不一定会比他的末代子孙更君子些。只不过通过王朝更迭的洗牌,社会矛盾得到了充分的缓解,新的矛盾还没有积累到质变,他们的个人操守问题也就变得无足轻重了(试想一下李隆基取儿媳杨贵妃的事情,如果放在一个末代国君身上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评价)。

关于郑国东迁这件事,史书上是有明确记载的。当郑人感觉到渭河平原已经不适合作长居之地以后,郑人是最先决定搬迁的。搬迁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搬到哪里去。北方是正是犬戎所在之地,除非郑人有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否则肯定不能作为选项。南方有秦岭阻隔,如果不是为了观赏到更多珍稀的野生动植物,暂时也不会成为考虑的对象。
  那么剩下来的就只有西方和东方了。

西方郑人是肯定不会考虑的,那里仍然是戎人的地盘,秦人在那里征战了多年也没有平定。因此对于郑人来说只有可能向东方迁移了。
  问题是环顾洛邑四周,经过历代周王的分封,已经没有空间了。对于当时的郑国国君——郑桓公来说,他希望找个有战略眼光的人来帮他分析。很幸运,他找到了,这个人被称作“太史伯”,太史是他的官名,职责中的一项就是负责修史。既然一时找不到后时五百载的“神人”,那么找个前知五百年的史官来问问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太史伯为郑桓公提出的建议是在“虢——郐”之间建国,虢指的就是东虢,而郐的封地就是后世的“新郑”周围。这一地区地处嵩——箕山的东侧,如果将东迁的郑国建在这里,一可以背靠高山,减少自己的防御面;二可以以王室为依靠,或者缓冲,以使自己全力向中原腹地扩张。
  问题是这种建议在王室权威尚未消失时显然有些超前,毕竟这两个国家是经过正式封建的,特别是“东虢”还是属于王室最为亲信的诸侯国之一。
  因此郑桓公希望将东迁的地点设定在王朝的南部边缘。江汉平原是郑桓公最先想到的,毕竟江汉平原的农业潜力已经体现出来了,而从那些自视为蛮夷的“楚”人身边夺取土地,比从“虢、郐”两国身上下手,要更能占据道德的制高点。
  郑桓公之所以能作这个的构想,主要是缘于汉阳诸姬已经扼守住了江汉平原进入南阳盆地的通道,下一步向江汉平原进一步压缩楚人的空间是顺理成章的事。
  这种向边缘民族要土地的想法在周人看来是非常正常的,可以说周人所封建的诸侯国,都是在征服原有的部落之后再换上姬姓子弟的,很多时候他们甚至连国名也不会换。当然,这一次如果郑人成功了的话,我相信他还是会用“郑”这个名字的。

太史伯显然没有郑恒公这么乐观,因为他对楚人的力量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对于一个作战略转移的国家来说,和这样的强敌对抗显然是不明智的。而在结束这段谈话时,他将秦、晋、齐与楚一并视为王室衰弱之后能够兴起的国家,如果这段谈话不是后人附会的话,太史伯应当是中国最先意识到边缘地区力量的人。
  既然向江汉平原迁移的第一方案已经被太史伯否定了,那么移居南阳盆地则成了郑桓公的第二方案。在此之前,陕北高原上的申人已经领王命在南阳盆地的北部立国,诚如我们之前所说的,这里原先也并非无主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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